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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管理論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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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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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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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情境因素對社會閒散的可能交互作用進行探討。另外，文化也可能影響社會閒散與
個人行為間的關係，例如：具有長期導向
(Long-term Orientation)
的員工有可能較具有
毅力、遵守社會秩序、節儉與具有知恥心等文化價值，而較不會表現出社會閒散的負
面行為。
對於怠惰議題的研究發展，未來學者可持續探索何種因素可以弱化怠惰的前因與
怠惰之間的關係，例如透過領導、目標設定、增加任務互賴性、強化努力與績效的連
結等方式均可能有效降低員工怠惰的發生頻率。
（四）飲酒
(Drinking)
根據
Robinson and Bennett (1995)
對於組織偏差行為的分類，飲酒問題屬於生產偏
差的一種。許多研究顯示工作飲酒或酗酒所引發的負面影響甚為廣泛，例如會造成生
產力的減損、工作問題的出現頻率升高、曠職，甚至會危及工作安全
(Mangione,
Howland, Amick, Cote, Lee, Bell, and Levine, 1999)
。
雖然員工飲酒或酗酒問題對員工與組織可能造成極大的損害，但自
2000-2015
年，
針對亞洲地區受試者為研究對象進行實證研究的文章僅有
3
篇。
Liu, Wang, Zhan, and
Shi (2009)
以中國大陸的員工為樣本，並從壓力的角度來探討每日的工作壓力
(Daily
Work Stress)
對於酒精使用
(Alcohol Use)
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每日的工作壓力的
確會造成員工於工作中使用酒精飲品以及飲酒欲望
(Desire to Drink)
的提高。並且，當
員工具有高神經質
(Neuroticism)
特質與高工作投入時，前述影響效果較強。
Wang,
Liu, Zhan, and Shi (2010)
以中國大陸的樣本進行研究，運用
Conger (1956)
的壓力減輕
理論
(Tension Reduction Theory)
，試圖解釋員工每日面臨的工作對家庭衝突
(Daily
Work-to-family Conflict)
對於其酒精使用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員工每日的工作對家
庭衝突會增加其酒精使用的次數。而員工知覺的同儕飲酒規範
(Peer Drinking Norms)
、
同事支持
(Coworker Support)
與家庭支持
(Family Support)
，則會調節前述的正向關係。
亦即，當員工知覺到同儕間具有飲酒規範時，前述的正向效果會增強；相反的，當員
工知覺到同事與家庭支持時，前述的正向關係則會減弱。
Liu, Wang, Bamberger, Shi,
and Bacharach (2015)
探討職場飲酒文化，研究結果發現，組織的新進人員
(Newcomer)
會因為職場中前輩和客戶的酒精使用規範
(Veteran and Client Alcohol Use Norms)
而產
生為績效而飲酒的動機
(Performance Drinking Motives)
，進而可能造成重度飲酒
(Heavy
Drinking)
的情形，最後導致酒精誤用
(Alcohol Misuse)
的問題。
彙整近年以亞洲地區受試者為研究對象之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學者對於飲酒
問題的研究並不多見，顯見此一職場偏差行為尚未受到普遍的關注，
Liu et al. (2009)
呼籲學者們可以納入更多前因、中介與調節變項，以使員工飲酒或酗酒的相關理論建
構更加周延。此外，由於亞洲地區文化在飲酒習慣上與西方文化不盡相同，未來研究
應該深入探究不同飲酒習慣（如乾杯或灌酒）對於結果變項的影響。最後，東西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