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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偏差行為之實證發現與展望：
2000~2015
亞洲研究的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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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發現知覺組織政治
(Perception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與工作忽略間有正向
關係，其後
Vigoda (2001)
進行跨文化比較研究，結果發現，相較於以色列員工，英國
員工知覺組織政治與工作忽略間的正向關係較強；作者解釋這是因為英國社會相較於
以色列社會為穩定，且英國社會仍接受傳統權威與正式權力，因此較不能接受非正式
衝突與追尋個人權力的行為。再者，
Thomas and Au (2002)
與
Thomas and Pekerti (2003)
均發現工作滿足與工作忽略間有負向關係，且由於垂直集體主義者
(Vertical
Collectivists)
重視社會規範與責任義務，而水平個人主義者
(Horizontal Individualists)
強調自由與公平分配，因此在工作滿足與工作行為的關係中，水平個人主義者之工作
行為受到工作滿足的影響較大，而垂直集體主義者的工作行為較受到規範與責任的限
制，而較不會受到工作滿足的影響。此外，
Mellahi, Budhwar, and Li (2010)
以印度員
工為調查對象，研究結果發現團隊承諾
(Team Commitment)
會弱化計算性承諾
(Calculative Commitment)
與工作忽略的正向關係，換言之，即便員工有被其他組織雇
用的機會，因為認定自己為團隊的一份子、想要貢獻於團隊，因此該員工較不會展現
工作忽略。最後，近年來由於網路科技的廣泛運用開始另一種形式的工作忽略，即網
路閒逛
(Cyberloafing)
，意指員工在工作時間使用公司網路，基於私人目的瀏覽非工作
相關之網頁或是不當使用網際網路做私人用途
(Lim, 2002)
。
Lim (2002)
發現員工會因
為自己過去的良好行為認為自己的偏差行為是合理或是可被原諒的，因此當他知覺組
織不正義時，他覺得自己有資格從事網路閒逛的行為。
綜觀上述，近年以亞洲地區受試者為研究對象的工作忽略研究已有針對外在（如：
組織政治）與內在影響因子（如：工作滿足）進行探討，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員工
與主管的互動關係是否會影響工作忽略的發生
(Bennett and Naumann, 2004)
。再者，未
來研究亦可針對團體層次的影響效果進行探討，比方說團體中的助人行為可能形成一
種情感連結或團體凝聚力，或許因此會弱化成員表現出工作忽略
(Bennett and
Naumann, 2004)
。
社會閒散
社會閒散發生於團體情境中，是一種因為任務無法辨別個人貢獻而導致減少努力
的傾向
(Kerr and Bruun, 1983)
。
Fang and Chang (2014)
在臺灣以
95
個虛擬團隊進行腦
力激盪活動的實驗發現，相較於成員間不熟悉的團隊，成員間熟悉的團隊績效表現較
好。不過，他們同時也發現，當成員間彼此較熟悉時，若團體成員知覺社會閒散反而
使他們會貢獻更多想法來提升團隊績效，此一結果與過去的研究發現相反。葉晶雯
(2015)
在臺灣國際觀光旅館的
91
個服務團隊進行問卷調查，其研究結果顯示，轉換
型領導會弱化知覺社會閒散對員工負面心情的影響。
綜合以上，近年以亞洲地區受試者為研究對象之社會閒散研究結果尚少，未來學
者可以針對社會閒散對團體效能的長期影響效果進行探討，亦可針對員工的個人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