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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 Management Review Vol. 34 No. 1 Apr. 2024

理，並且在新興資本市場國家可能產生不同於成熟資本市場國家之結果。
另一方面，研究 D&O 保險與審計公費關聯性之文獻，多數支持經理人機會
主義假說。例如詹素嬌等 (2014) 與 Khan and Wald (2015) 發現投保 D&O 保險之公
司的審計公費，較未投保之公司為高；詹素嬌等 (2014) 與 Li and Liao (2017) 發現
D&O 保額與審計公費呈正相關。此外，國內有關 D&O 保險與審計公費關聯性之

研究，採用樣本皆為 2013 年以前。詹素嬌等 (2014) 使用之樣本年度為 2008 年至
2012 年，Li and Liao (2017) 使用之樣本年度為 2010 至 2013 年。惟臺灣自 2013 年
開始採用 IFRS，資訊揭露品質與公司治理程度皆有所提升，將可更有效發揮 D&O
保險之監督效果，如 Chang, Ren, and Yeh (2018) 指出，D&O 保險雖可能同時受到經
理人機會主義與監督假說之正、負方向影響，但當公司資訊揭露品質較好時，D&O
保險之監督效果將大於投機誘因，因而提高公司治理程度。因此針對 2013 年後，
我國 D&O 保險與審計公費之關聯性，是否仍舊支持經理人機會主義假說此點，尚

待釐清。
另外，過去文獻在探討公司治理與審計公費關聯性時，主要分為兩種觀點。一
為會計師供給面觀點，認為當公司治理機制提升，將可以減少審計風險與審計公費，
如 Kelton and Yang (2008) 發現當獨立董事比率越高，有助於減少審計風險與審計公
費。另一個為公司需求面觀點，認為當公司治理程度越好，為了解決代理問題及避
免財務報表舞弊，公司會聘請審計品質較高之會計師，如 Carcello, Hermanson, Neal,
and Riley (2002) 發現當董事會獨立性、專業能力、盡職程度提高時，會要求品質較
高的會計師進行查核，因此願意支付較高之審計公費；Zaman, Hudaib, and Haniffa
(2011) 發現審計委員會有效性越高時，審計委員會將承擔更多監督責任，會要求會
計師進行更廣泛查核工作以提高審計品質，因此願意支付較高之審計公費。Chung

and Wynn (2014) 以 D&O 保險保費作為公司治理品質的替代變數 (Proxy)，分別以
會計師供給面與公司需求面，探討 D&O 保險保費與審計公費的關聯性，結果發現
D&O 保險保費與審計公費呈顯著正相關。當 D&O 保險保費提高，會提高會計師對
於審計風險與訴訟風險的認知，因而提高審計公費，支持會計師供給面假說。此結
果也隱含在探討 D&O 保險與審計公費關聯性時，應從會計師供給面觀點切入，會
計師會將 D&O 保險作為公司治理品質指標參考依據，融入審計公費定價之決定因

素。
又，近來也有文獻探討投保金額適當性如何影響公司治理。部分研究發現，若
公司依據自身特性與風險投保適當 D&O 保額，可有效發揮 D&O 保險監督角色之
效果，減少財務報表重編機率 （湯麗芬、廖秀梅與李建然，2015）與提高信用評等
（廖秀梅、湯麗芬與李建然，2017）。曾家璿、史雅南與廖秀梅 (2020) 也發現正常
投保金額越高，關鍵查核事項的揭露數量越少。然而若公司超額投保 D&O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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