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2 - 臺大管理論叢第32卷第1期

The Effects of Halved Imputation Tax Credits and Wealthy Tax on the Dividend Policies of Listed Compan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amily and Non-Family Firms in Taiwan

邱士豪等 (2017) 探討可扣抵稅額減半實施前公司之股利政策，以及實施可扣抵
稅額減半及富人稅後，個人持股比率對公司股利政策之影響。該文研究結果發現，
可扣抵稅額減半及富人稅之實施會影響我國上市公司之股利政策，在該稅制變革
前，我國全體上市公司之股利支付率會上升，而在稅制變革後，個人股東持股比率
愈高之公司，其總股利及現金股利愈低。而王蘭芬等 (2017) 則是發現，股東會召開

日在可扣抵稅額減半及富人稅之租稅變革法案通過後之公司，其在該稅制變革實施
前，公司之總股利及現金股利顯著較高。
綜合前述之研究，截至目前為止，有關兩稅合一制相關之文獻中，鮮少文獻探
討董監事個人等稅負壓力較大之投資人，是否會在股東可扣抵稅額減半及富人稅實
施前後影響公司之股利政策。雖然邱士豪等 (2017) 曾探討可扣抵稅額減半及富人稅
實施後，個人股東持股比率愈高之公司，其股利政策是否不同，然而，該文並未探
討可扣抵稅額減半及富人稅之租稅變革實施前，公司之股利政策是否亦因股東結構

而有所不同。申言之，在租稅顧客效果之推論下，公司之股利政策會隨著股東之邊
際稅負而調整，因此，不僅是可扣抵稅額減半及富人稅實施後個人股東之邊際稅率
會影響公司之股利政策，在稅制變革前亦可能有相同之效果，惟較可惜的是邱士豪
等 (2017) 之研究並未探討稅制變革前，個人股東之邊際稅率對公司股利政策之影
響。此外，公司之股利政策多由董監事決定，且富人稅對於所得較高之股東會產生
較大之衝擊，因此，相對於全體個人股東而言，以董監事個人持股比率作為觀察標
的可能更有助於捕捉此項稅制變革所帶來之影響。本文延伸邱士豪等 (2017) 之研
究，在稅制變革前後皆納入董監事個人持股比率作為中介變數，並且增加考慮可扣
抵稅額比率不同之公司，其股東因此項稅制變革所增加之邊際稅率亦不同，以期能

夠補足過去文獻之不足。其次，本文增加探討家族企業與非家族企業因應可扣抵稅
額減半及富人稅之施行，是否執行不同之股利政策，可以延伸過去家族企業相關之
實證文獻，幫助股東瞭解家族企業之股利政策是否因稅制變革而有所不同。

二、研究假說
根據租稅顧客效果理論之推論，公司之股利政策會考量股東稅負成本，當稅制
變革導致股東之股利稅負提高時，公司會傾向減少發放股利，反之，當股東之股利

稅負降低時，公司會增加發放股利，以提高股東稅後之實質所得。過去許多研究皆
曾探討減稅之租稅變革對公司股利政策之影響，例如，Pattenden and Twite (2008) 以
澳洲公司為樣本之研究發現，兩稅合一制之施行降低股東的股利稅負，因此，股利
發放率在兩稅合一制實施後顯著增加。此外，汪瑞芝與陳明進 (2004) 之研究亦發
現，我國上市公司之現金股利發放率在兩稅合一制實施後顯著增加。
過去租稅顧客效果之文獻提供實證證據顯示，公司會基於股東之股利稅負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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