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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Correspondences: Lessons from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se Study via Institutional Logic
Perspective

威性。因此，探索數位轉型必須從「意識形態」角度切入才能理解 (Deuze, 2005)。
其次，Raviola and Norbäck (2013) 發現數位轉型導致新聞的價值觀產生微妙變化，
紙本報紙頭版是最重要的內容，但線上新聞每頁都是單獨的新聞版面，感受不到首
頁跟第六十頁的差別，對線上來說，「最新」跟「最多人點擊」的新聞反而更重要。
綜合上述，數位轉型不等於組織推動數位化的延續 (Tabrizi, Lam, Girard, and

Irvin, 2019)，而是一個科技與現有策略、人員與作業流程的交纏過程，不斷思考要
既有技術還是引進新科技、是深思熟慮還是依狀況浮現策略、關注內部還是外部環
境脈絡等 (Wimelius, Mathiassen, Holmström, and Keil, 2021)，數位轉型更引發組織內
制度邏輯之爭與價值觀轉變。因此，對數位轉型的理解不能停留在技術層面、只看
工具性與理性行為，應全面考慮組織的運作調適，引進制度邏輯的觀點，深入數位
轉型的社會性內涵 (Friedland and Alford, 1991)，才能掌握其運作有效的關鍵。故本
研究對數位轉型的定義「組織為了調適於外部數位環境的轉型，包括引入科技後優

化的新商業模式，組織內各個功能部門間的新合作模式，以及核心邏輯的改變。」

二、多元制度邏輯的競合與更替
制度邏輯是社會秩序對組織與成員思考及行為的規範，定義為「經由社會
建構的物質實務、假設、價值觀、信仰和規則的歷史模式」(Thornton and Ocasio,
1999)。制度邏輯跨世界、社會、領域、組織與個體等多層次存在 (Sadeh and Zilber,
2019)，較早文獻關注「領域邏輯」對行動者行為的影響，對制度邏輯的定義為
「視為理所當然之社會指示，引導行動者之行為來進行領域的活動」(Friedland and
Alford, 1991; Jennings, 2004; Ocasio, 1997; Suddaby and Greenwood, 2005)。新近文獻

將行動者分為組織與成員，重視制度邏輯對思維面的影響，定義制度邏輯是「組織
目標與價值觀的基礎，影響組織內部運作跟外部互動，是組織成員對什麼是合適
的、有意義的認知和偏好的基礎，影響成員感知、關注、評估及應對環境的刺激。」
(Almandoz, 2014)。制度邏輯像是組織與成員看待外部現實的濾鏡，工作安排或組織
走向皆隱含制度邏輯的牽引及影響（涂敏芬與洪世章，2016；Friedland and Alford,
1991）。
基於制度邏輯對人們思考與行動的強大影響，制度邏輯成為近年來組織制
度研究重心，文獻上提出「制度多元主義與複雜性」(Institutional Pluralism and

Complexity) 的討論。制度多元主義指行動者面臨多樣的制度邏輯，它們可能彼此
衝突或互補、促進合作或競爭 (Alsaid and Ambilichu, 2021)。制度複雜性則是指個
體或集體的行動者，如何回應不同邏輯帶來相衝突的要求 (Greenwood, Díaz, Li, and
Lorente, 2010; Kraatz and Block, 2008; Pahnke, Katila, and Eisenhardt, 2015; Thornton
and Ocasio,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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