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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Avoidance and Financial Statement Readability: The Role of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uditor

(2021) 的研究與本文較為相近。Nguyen (2021) 以 1994 年至 2015 年間美國公開發行
公司為研究樣本，並將樣本區分為兩類：高避稅公司與低避稅公司，其主張進行高
程度避稅活動之公司，財報可讀性較差；本文也證實了相似的論點。然而，本文亦
進一步提供證據，證明聘任產業專精會計師可有效減緩企業避稅活動與財報可讀性
間的負向關係，此結果可為 Nguyen (2021) 的研究成果提供更豐富的證據。另一方

面，Beuselinck et al. (2018) 以及 Sukotjo and Soenarno (2018) 均探討激進的稅務規劃
行為 (Tax Aggressiveness) 是否影響財報可讀性；然而，激進的稅務規劃只是避稅行
為的其中一種較極端的形式 (Dyreng, Hanlon, and Maydew, 2008)，因此本研究認為
僅以有進行激進的避稅活動之樣本所得到之結論，無法一般化 (Generalization) 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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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避稅行為的公司 ；此外，Sukotjo and Soenarno (2018) 僅使用單一年度的樣本
作分析，此一結果並無法完整反映稅務活動是長期規劃的特性。最後，Inger et al.
(2018) 的研究亦是探討企業避稅的程度對財報可讀性的影響，其實證結果也與本文

所發現的一致；然而，Inger et al. (2018) 僅針對財報附註揭露中與所得稅費用相關
的揭露事項進行可讀性分析，但本研究認為公司若有避稅的情事發生，其行為所可
能造成的影響絕非僅少數會計科目，故以整體財報附註揭露來分析可讀性，方可較
全面地衡量公司整體的報導策略。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貢獻如下。首先，本研究為過去探討企業避稅行為對企
業資訊環境的負面影響提供更明確的證據。過去文獻指出，激進的稅務規劃政策與
訊息環境的不透明有關，尤其是與財務報表的透明度下降有關 (Balakrishnan et al.,
2019; Desai and Dharmapala, 2006)；本文以財務報表可讀性來具體衡量訊息環境的
不透明程度，並且證實企業在進行避稅行為時會策略性地透過提供不易閱讀的財報

來混淆使用者。第二，過去文獻多是以英語文本之可讀性作為研究標的，此外關於
避稅行為對財報可讀性之影響僅限於觀察與所得稅相關的附註揭露內容 (Inger et al.,

2018)；然而避稅行為並不僅僅只對所得稅部分產生影響，企業會由其他多種方式來
達到減少課稅所得之目的，過程中必定會涉及各類會計科目，故若對整體附註揭露
進行探討，將可得到更完整的證據。而本文為首篇探討避稅行為與中文財報可讀性

1 Beuselinck et al. (2018) 以三種方式衡量公司當年度是否有進行激進的稅務之規劃。第一，若公
司當年度現金有效稅率小於同年同產業內其他公司之現金有效稅率平均數（位於第一四分位數
區間），則該公司判定為有進行激進的稅務規劃行為；第二，以公司當年度的營運往來國家中，
涵蓋幾個屬於避稅天堂的國家，若該數值越大，表示有進行激進的稅務規劃行為；第三，以公
司當年度是否處於稅務訴訟期間，若是，則代表該公司有進行激進的稅務規劃行為。本文則是
以公司當年度現金有效稅率以及長期現金有效稅率來捕捉企業的避稅程度，並觀察避稅程度的
高低會如何影響公司報導行為，我們認為此衡量方式應可更全面瞭解公司的避稅行為所帶來的
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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