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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三重奏：策略視角的分析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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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隨著環境的變化而保有靈活的彈性
(Brown and Eisenhardt, 1998)
。
其他類似的命定論下的科技管理理論，像是產業發展與景氣循環
(Schumpeter,
1942)
、國家創新系統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IS) (Lundvall, 1992)
、產官學三股
螺旋的合作
(Triple Helix) (Leydesdorff, 2000)
、政府制訂的科技政策
(S&T Policy)
等，
都闡明了存在於制度底下的廠商或管理者，必須設法與制度進行銜接與配合，並隨著
制度的演化調整策略。
三、互動論
行文至此，本文歸納了在意志論以及命定論下科技管理理論的發展，這兩種概
念看似是二元對立
(Dualism)
，但結構本身其實隱含著相輔相成的雙重性
(Duality)
，
兼具使動
(Enabling)
和制約
(Constraining)
兩種特質
(Bourdieu, 1990; Giddens, 1984;
Foucault, 1972)
，「⋯所有社會系統中的結構特徵同時具備使動與制約」
(
⋯
all
structural properties of social systems are enabling as well as constraining) (Giddens,
1984)
；換言之，結構本身既是限制，也是充滿生機的機會，且主、客觀之間會產生協
調的互動，沒有任何一方可以單方面約束對方。主觀實體透過社會化的堆疊產生客觀
實體，諸如制度、文化、習慣等，而客觀實體又可以透過社會控制等手段來影響主觀
實體的自我認同
(Berger and Luckmann, 1966)
，制度本身也會受到個體行為的影響，產
生去制度化
(Deinstitutionalization)
的現象
(Davis, Diekmann, and Tinsley, 1994; Oliver,
1992)
，而通常以帶有歷史脈絡的視野來分析組織議題，也會以此種觀點進行研究
(see
Tripsas and Gavetti, 2000)
。對於結構與策略之間的牽引，
Mintzberg (1990)
認為兩者就
像是左腳與右腳之間的相互協調，「沒有一方掌握優先權」
(None Takes Precedence)
，
而
McWilliams and Smart (1993)
反對傳統工業組織中
S-C-P
的分析模型，提出以效率
與動態為基礎的策略分析觀點。據此，本文認為第三種策略是強調制度與行動者之間
的互動論，制度興業家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以及策略實踐
(Strategy-as-
practice)
，都是此觀點下的策略理論。
面對從制度而來的壓力，組織可以發展出獨特的制度邏輯
(Institutional Logics)
(Sine and David, 2003)
或是制度策略
(Institutional Strategy) (Lawrence, 1999)
，來降低制
度所帶來的影響，創造意志論的策略空間。行動者可以透過像是默認
(Acquiescence)
、
和解
(Compromise)
、規避
(Avoidance)
、挑戰
(Defiance)
、與操弄
(Manipulation)
等策略
性回應來與制度互動
(Oliver, 1991)
，換言之，行動者不一定要被動地受到制度管轄，
規避、乃至於挑戰都是可能的策略。因此，這就造就了制度興業家，他們具備足夠的
能力來動員資源、改變規則，最終扭轉整個局面，創造新的結構
(Battilana, Leca, and
Boxenbaum, 2009; Lee and Hung, 2014; Maguire, Hardy, and Lawrence, 2004; Zil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