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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stiture from China by Taiwanese Liste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Firms: Effects of Host Country
Performance and Selection Bias

大陸投資環境惡化的 2016 至 2020 年為研究期間。
國人赴大陸從事投資行為皆必須事先向投審會申報或申請許可，且赴大陸投
資之上市櫃廠商須於交易所股市觀測站、財務報表揭露大陸投資明細、損益，有
完備的次級資料，故本研究以赴大陸投資之電子資訊廠商為研究對象。透過臺灣
經濟新報資料庫所搜尋赴大陸投資之上市（櫃）之電子資訊業計 506 家，研究期

間 2016 至 2020 年共獲致 2,530 個觀測值。另外，撤離有部分撤離及全部撤離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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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本研究採大陸投資額減少百分比達 5% 以上者作為劃分撤資與未撤資的基礎
(Henderson and Cool, 2003)，則撤離共取得 479 個觀測值，未撤離有 2051 個觀測值；
次產業分佈分別見表 1 及表 2。

二、變數操作
（一）準則變數

本研究為確立撤離決策與後續績效之關係，採用 Heckman (1979) 所提之二階段
最小平方法建模，第一階段採 Probit 迴歸建立撤離大陸之決策模型，由於 Probit 迴
歸為預測二元類別資料之機率模型，撤離可以是全部撤離也可以逐步撤離，二者均
會降低大陸投資的金額，即減少大陸投資比，故本研究以大陸投資比率的變動作為
識別撤離的基礎，將大陸投資比例減少超過 5% 者，設為 1，其餘為 0，另以大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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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比例減少超過 10% 者，進行敏感性測試 (Henderson and Cool, 2003)。
第二階段則檢驗廠商撤離與績效之關係，以市值基礎估算的 Tobin’s Q 經常用
以衡量某一策略對廠商的貢獻 (Aivazian, Ge, and Qiu, 2005; Servaes, 1991)，因而本
研究採 Tobin’s Q 作為臺商撤離大陸後績效的替代指標。

（二）選擇變數
本研究分別檢視地主國績效對撤離決策及績效的影響。假說 1 將焦點置於地
主國績效對撤離決策的影響，由於進行大陸投資的上市櫃廠商在財務報表上僅揭

2 過去文獻傾向以員工人數或資產總額檢視海外投資的承諾程度 (Delios, Inkpen, and Ross,
2004)，由於大陸員工人數無法取得，故本研究將以投資總額做為識別的基礎。決策時，當大
陸投資變動比率達負 5% 視為撤離，另設負 10% 進行敏感性分析 (Henderson and Cool, 2003)。
3 Boddewyn (1983) 提出了企業層面的海外撤離 (FDD) 微觀層面理論，該理論主張 FDD 與 FDI
恰好符號相反，即 FDI 的驅動因素應該對 FDD 產生對稱影響。由於公司層面和總體宏觀層面
的研究是互補的，所以 Boddewyn (1983) 的理論後續也用在於檢驗國家層級的海外投資及撤離
(Haug, Nguyen, and Owen, 2023)。由於 Henderson and Cool (2003) 及 Haug et al. (2023) 在考慮
投資成長或撤離時，主張應納入資產折舊的考量，因此在實證時設置一個閥值，普遍設為 5%
或 10% (Henderson and Cool, 2003) ，而本研究亦採用 5% 這個閥值，另以 10% 進行敏感性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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