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8 - 臺大管理論叢第33卷第1期

Associations of Demand for Private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Willingness to Pay,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s with Preferences for Long-Term Care Systems

制，Temperance）(Kimball, 1991; Eeckhoudt and Kimball, 1992)。最終，願付程度與
預防性儲蓄會影響理性個人持有資產的型態與購買保險的多寡，輾轉影響未來須積
極面對各種與財務有關的風險 (Kimball, 1991; Deck and Schlesinger, 2010)。因此，
我們將觀察理性個人對於商業長照保險需求、願付程度與預防性儲蓄這三項與長照
財務風險有關的決策，對前述兩種長照制度偏好的影響。

再來，雖然國內外文獻中比較長照制度的實證研究頗多，但同時控制理性個
人的商業保險需求、願付程度或預防性儲蓄這三項與財務有關的決策對不同長照制
度偏好的影響之研究，尚付之闕如（Mitchell, Piggott, and Shimizutani, 2008; Brown,
Allaire, and Wiener, 2016; 杜秀秀，2013；王品，2014；蘇品心，2015；李玉春，
2016；黃崇哲、洪美菁與陳佩琪，2017）。因此，我們與過去文獻主要差異之處
在於：當我們同時控制商業長照保險需求、投保者願付程度或預防性儲蓄這三項
因素時，控制前兩項因素類似控制不同的理性個人、反映其具有差異的長照風險

與風險趨避程度對各種（公共）經濟決策（例如公立長照制度偏好）所帶來之
橫斷面的影響 (Besanko, Gupta, and Jain, 1998; Bayer, Ferreira, and McMillan, 2007;

Netzer and Scheuer, 2010; Zhou-Richter, Browne, and Gründl, 2010; Voltaire, 2015; Bello
and Abdulai, 2016; Boyer, De Donder, Fluet, Leroux, and Michaud, 2020; Hendren and
Sprung-Keyser, 2020)；第三項則類似控制理性個人對未來跨期的長照支出做出預測
與反饋，並對各種經濟決策（或長照制度偏好）所帶來之縱斷面（時間序列）的
影響 (Eisenhauer, 1995; Chang, 2004; Guariglia and Kim, 2004; Dor, Sudano, and Baker,
2006; Ulker, 2008; Steinorth, 2011; Mody, Ohnsorge, and Sandri, 2012; Mitra, and Tsujita,
2016)。綜合來看，個人的全面偏好（Global Preference，包括三項與財務有關的時

間偏好及風險偏好、與個人社會經濟及家庭變數有關的互惠與利他的行為偏好）與
長照制度偏好（視為一種關心他人與認同社會的行為，Prosocial Behaviors），兩者
之間具有密切關係 (Falk et al., 2018)，此支持我們進一步提出四項研究假說。
觀察未遭遇與已遭遇長照風險的理性個人，我們根據文獻提出四項研究假說：
其一，個人社會經濟與家庭經濟變數，對於影響（賦稅制或保險制）長照制度的偏
好，具有顯著相關 (Norton, 2000; Costa-Font, Gil, and Mascarilla, 2010; Davidoff, 2009;
Cremer and Pestieau, 2014; Costa-Font, Courbage, and Swartz, 2015)。其二，當控制個

人社會經濟與家庭經濟變數，商業長照保險需求行為對於影響（賦稅制或保險制）
長照制度的偏好，具有顯著相關 (Doty, Nadash, and Racco, 2015; Nadash and Cuellar,

2017; Brown and Finkelstein, 2008, 2009)。其三，當控制個人社會經濟與家庭經濟變
數，願付程度的財務決策對於影響（賦稅制或保險制）長照制度的偏好，具有顯著
相關 (Forte, 2017; Brau et al., 2010)。其四，當控制個人社會經濟與家庭經濟變數，
預防性儲蓄的財務決策對於影響（賦稅制或保險制）長照制度的偏好，具有顯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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