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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on Non-GAAP Earnings’ Quality

由表 9 可見，當應變數為揭露非公認盈餘 (Ngp_Dis) 時，第 2、3 欄之受衝擊公
司與其所對應政策構面之不確定性指標的交乘項 (EPU_Cor × Affected) 係數皆顯著
為正。表示對於政府為主要客戶 (Gov = 1) 和投資人情緒較樂觀 (Sentm = 1) 之公司，
當分別面臨政府支出 (Government) 和經濟 (Economic) 構面之政策不確定性愈大，
其揭露之可能性額外愈高。透過比較表 10 之 Panel A 與 B 的第 1 和 4 欄可知，當
所受衝擊較大 (Affected = 1) 時，政策不確定性與總排除項目之交乘項 (EPU × Ngp_

Exclu) 係數明顯大於衝擊較小 (Affected = 0) 時係數。表 11 之 Panel A 與 B 的第 1 和
4 欄之結果亦然，且更明顯。說明對於積極避稅 (Tax_Avd = 1) 和較依賴債務市場
(Lev_H = 1) 之公司，租稅 (Taxes) 與貨幣 (Monetary) 構面不確定性分別對排除品質
之正向作用額外較強。第3欄結果則反映對於投資人情緒較樂觀 (Sentm = 1) 之公司，
經濟 (Economic) 構面政策不確定性分別對排除品質之正向作用額外較弱，此結果與
Brown et al. (2012) 之發現一致。大致而言，以上結果支持當某一構面之政策不確定

性升高時，其所受衝擊較大之公司較會提升排除品質，故仍支持資訊性動機。

六、檢視虧損之增額影響
當公司發生虧損（即公認盈餘為負），投資人預測未來績效時所面臨不確定
性會增加，使得公認盈餘資訊內涵降低，最終對投資人評估公司價值形成重大干
擾 (Leung and Veenman, 2018)。根據資訊性動機，公司會額外提供對核心盈餘更攸
關之資訊。因此，過去研究發現，相較於有盈餘（即公認盈餘為正），虧損時之非
公認盈餘對未來獲利的預測能力顯著高於公認盈餘，以及虧損時之排除品質亦較高
(Leung and Veenman, 2018)。本研究因而以本季公認盈稅前息前損益與否區分樣本再

次進行模式 (2) 測試。未列示結果顯示，虧損時之政策不確定性與總排除項目之交
乘項 (EPU × Ngp_Exclu) 係數皆明顯大於有盈餘時之係數。此結果說明相較於有盈
餘的公司，投資人評估虧損公司價值時會受到較大不確定性干擾，若此時又面臨較
大政策不確定性，投資人所受到的干擾會更大，虧損公司之資訊性動機會更強，故
會額外提升排除品質，與 Leung and Veenman (2018) 發現一致。

七、排除內生性干擾

過去研究指出某些固有因素會廣泛影響經理人之投機性動機和報導行為，進
而影響非公認盈餘之揭露與品質，例如公司治理機制 (Frankel, McVay, and Soliman,

2011; Christensen et al., 2021) 及盈餘管理等 (Black et al., 2017)。因此，表 4 和 5 結
果可能是由未納入控制變數的公司治理、盈餘管理等固有因素導致，亦即可能存在
遺漏變數之內生性干擾。本研究因而於模式 (1) 和 (2) 中加入董事會獨立性、應計數
及實質盈餘管理等三變數以測試此內生性干擾。董事會獨立性之定義為外部董事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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