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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應用在台灣個資法架構下的法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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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普查法案」違憲，聯邦憲法法院認為該法案未能區別個資蒐集與使用目的，違反憲
法規定，該判例引入資訊自決權，正式賦予個資權利憲法地位。
所謂資訊自決權，即視個資權為人格權之一種，僅法律有權對個資權利作出限制，
個資蒐集應受嚴格目的限制，資訊自決權強調個人自治與自決，符合德國立法對個人
尊嚴之追求（彭禮堂與饒傳平，
2006
），對後續個資保護法規影響深遠。德國法中「一
般人格權」之內涵與美國隱私權頗為類似，遂逐漸從隱私權理論向人格權理論傾斜，
逐步將個資與隱私分離開來，視個資為人格尊嚴之組成部分，是獨立於隱私權之人格
權，應採人格權保護模式保障個資（祝蓓蓓，
2007
），因此德國走向個資之積極控制
狀態。
1990
年「個人資料保護法」因而誕生，該法經數次修訂，為個資保護確立許多
原則，包括直接原則、更正原則、目的明確原則、安全保護原則、公開原則與限制利
用原則等。
（二）日本
日本個人資料保護法令，始於
1973
年德島市「關於保護電子電腦處理之個人資
訊條例」，日本中央政府之個資保護制度則與該國電子化政府之發展息息相關，因電
子化操作必然涉及個資之蒐集與利用，政府與民間對個資保護之關注日益增多。此背
景下，「有關行政機關電子電腦自動化處理個人資訊保護法」、「個人資訊條例」等
規範相繼頒布。基於前述經驗，日本政府著力於完整個資保護制度構建，「個人資訊
保護法」、「行政機關個人資訊保護法」以及「行政機關個人資訊保護法等施行準備
法」等於
2003
年
5
月相繼由日本國會通過，宣告日本以個人資訊保護法為基礎，並
以部門單行法為補充之個資保護法律架構正式形成。
2014
年，日本政府開始針對巨量
資料對個資之挑戰，擬對相關個人資料保護法案進行改革，對特定情形下之個資當事
人同意權予以限制，並進一步界定敏感個資之範疇。
日本個資保護制度汲取美國（隱私權理念）與歐盟（個資保護立法模式）等經驗，
但同時保留了自身特色，其不分公私機構之綜合立法係以歐盟為借鏡，同時仿行美國
對傳統隱私權理論進行擴張，融入主體個資控制權理念。在個資概念界定上，與其他
大陸法系國家相仿，同採「識別說」。另外，日本針對非公務機構之個資蒐集、持有
與利用，依目的明確化原則、利用限制原則、蒐集限制原則、資料內容完整正確原則、
安全保護原則、公開原則、責任原則及個人參加原則等加以規範，給予醫療、金融等
特殊領域個資蒐集與利用特別保護；至於其他民間應採標準，則由各行業從行業實務
需要出發自行訂立個資保護標準，試圖於個資保護與個資自由流動之間尋求平衡。在
爭議處理方面，設兼具資訊蒐集與個資保護職能之審查會制度，建立民間認證制度（謝
青，
2006
），同時允許設立民間團體參與個資糾紛之處理，以突出個資保護之靈活性
（姚嶽絨，
2012
）。較之歐美國家，亞洲個資保護相對薄弱，但日本之個資保護頗具
特色，可視為美國與德國模式之折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