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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管理論叢
第
26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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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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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高等教育陸續開始實施所謂的「終身教職評定」
(Tenure-track)
制度後，國際舞台已
成為台灣學者趨之若鶩的對象，因此，這些發表在國際研討會與期刊的研究結果與意
涵，則是本文論點無法涵蓋之處。雖然如此，我們觀察了
15
年國內期刊的發表情況，
相信也能大致捕捉到這個領域的發展脈絡。
本文發現台灣科技管理研究過於偏重意志論的觀點，像是創業模式、創業家、資
源基礎理論、以及動態能力等。而探討結構、制度、以及網路關係的命定觀點則相對
較少，大多集中在國家創新系統與科技政策等議題。最後，強調結構與行動相為互動
的觀點又更少，多在談論制度興業家面對制度環境的抗辯。如此的學術發展，雖然符
合策略管理的演進，意志論繼承了傳統策略管理的思維，但在某種程度上與台灣的國
情是相違背的。本文主張，不同的國情適合不同類型的科技管理研究，國家本身的客
觀條件（包含制度、文化、以及法律等）與學術界的研究必須相互搭配，如此，才能
達到相得益彰的效果，也更能夠突顯出學術研究的價值與意義。以美國為例，因為資
源相對豐富，創業機會較多，文化上又盛行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因此，意志論
的科管研究相當多，這種「可以做的文化」
(Can-do Culture)
自然而然孕育出不少「英
雄造時勢」的理論與實務研究，相關的理論學者也幾乎是美國背景。同樣地，中國大
陸作為一個新興崛起的大國，許多條件與美國相似，雖然由於國家的獨特體制與文化
讓人不得不重視制度方面的配合與銜接（
Boisot and Child, 1996; Bruton and Ahlstrom,
2003;
劉子歆，
2009
），在策略管理的學術研究上同樣側重於意志論的相關研究（張
書軍與
Barney
，
2008
）。而與此文化相對的歐洲各國（尤其是北歐），由於資源稀少，
國家規模不大，這種「不能做的文化」
(Can’t-do Culture)
也自然而然激發出「時勢造
英雄」的理論與實務研究，像是國家創新系統與技術演化的科管研究就會相對流行
(Edquist and Hommen, 2008)
，尤其是英國許多學術機構致力於此方面的發展，如：薩
塞克斯大學的
SPRU
、曼徹斯特大學商學院、以及劍橋大學。
回顧台灣的國情，同樣作為一個資源缺乏、規模不大的小國，同時又是技術的後
進者，我們所面對的限制本來就相當多，但是在面對世界前後兩次的技術機會（民生
科技與資訊科技）時，台灣本身制度結構的配合與適時的創業行動，得以成為「東方
的矽島」（洪世章與李傳楷，
2011
）。在這過程中，台灣呈現出制度與行動相互配合
的動態歷程，既是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e)
，也是路徑創造
(Path Creation) (Garud,
Kumaraswamy, and Karnøe, 2010)
。因此，最適合台灣的科技管理研究，不應該是意志
論，也不是命定論，而是突顯出時勢造英雄、英雄也造時勢的互動觀點。考量學術的
豐富性，以及台灣的特殊性，互動論的科技與創新管理議題，應該是台灣學者未來可
多著墨的地方。例如，探討台灣創新系統的能動性空間、科技與社會的互動演化過程，
以及台灣社會、國際經濟與創業機會的關連性等，應該都是有趣的議題。最後還值得
一提或強調的是，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全盤否定意志論和命定論的研究，因為不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