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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領導一定能讓部屬產生組織公民行為嗎？領導者操弄意圖知覺與部屬信任的中介式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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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多數學者仍舊認同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不容忽略；因此本研究除了事前防範之外，
另外進行了兩個事後檢測，分別採用哈門氏單因子檢驗法
(Harman’s One-factor Test)
(Harman, 1967)
與共同潛在變數
(Common Latent Variable; CLV) (e.g., Podsakoff et al.,
2003)
兩種方法，以瞭解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哈門氏單因子檢驗法方面，因素分析
顯示未轉軸情況下總共萃取九個因素，總累積變異量為
66.04%
，第一個萃取因素變異
量為
27.17%
，未達總累積變異量的二分之一。其次，使用共同潛在變數檢驗
CMV
時，
OCB
二階構念的
20
個題項標準誤
(Standard Error)
過大，因素負荷量皆超過
1
且不顯
著，可能是因為人際和諧與保護公司資源兩構面的反向題，產生的方法效應
(Method
Effect)
干擾測量結果
(e.g., Corwyn, 2000; DiStefano and Motl, 2009)
，使受試者在填答
時產生回應偏誤；因此，以
OCB
一階的五個因素與其他四個變數（即九個構念與其
對應的題項）的所有題項進行
CMV
檢驗，此時所有題項因素負荷量皆呈現顯著，且
沒有過大的標準誤；所有題項的
λ
係數為
.118 (
p
< .01)
，其平方值為
.014
，顯示共同
變異約為
1.4%
，而有
CLV
與無
CLV
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差異絕對值，介於
.003
至
.013
之間；由此可知，透過哈門氏單因子檢驗與共同潛在變數檢驗顯示，本研究受到共同
方法變異的影響並不嚴重。
肆、研究結果
一、效度
首先，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CFA)
以檢驗各變數的區別效度。以本研究的五個變
數（即仁慈領導、信任主管、信任組織、知覺操弄意圖及組織公民行為）為基礎模型
(Baseline Model)
，其中，仁慈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皆採用二階指標，知覺操弄意圖、
信任組織及信任主管採用一階指標，
CFA
結果顯示五因素模型有相對較佳的模型配適
度
(
χ
2
= 709.56,
df
= 199, GFI = .84, NFI = .86, CFI = .89, RMSEA = .09)
，其餘四因素、
三因素、二因素及一因素模型的卡方值，均比五因素模型顯著高出許多（詳見附錄
一），且模型配適度指標相對較差，顯示五因素模型較佳，各變數間具可接受的區別
效度。
二、相關分析
表
1
為本研究各變數的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係數。主要研究變數的部份顯示，
仁慈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呈現正向且顯著的相關，相關係數為
.15 (
p
< .01)
；而部屬知
覺領導者的操弄意圖分別與信任主管、信任組織及組織公民行為，皆呈現負向相關，
相關係數分別為
-.42 (
p
< .01)
、
-.34 (
p
< .01)
及
-.13 (
p
<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