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7 - 36-1

NTU Management Review Vol. 36 No. 1 Apr. 2026

個人屬性，會計師可能會表現出不同的報告風格 (Knechel et al., 2015)。此外，會計
師事務所的品質管制制度若有瑕疵，亦可能使該事務所的審計品質存在系統性的問
題。發生單一審計失敗案件後，若審計人員認知此屬偶發個案，並不代表其整體審
計品質，預期審計人員將持續自己的風格，不會改善後續的審計品質。此稱為蔓延
假說。前人研究已提供證據顯示發生審計失敗的審計人員對同一年內或是後續年度
的其他審計委任案件皆提供較低品質的審計 (Francis and Michas, 2013; Knechel et al.,

2015; Li et al., 2017)。在本文情境，根據蔓延假說，發生審計訴訟的會計師繼續維
持低品質審計，預期被告會計師後續 GCO 型一或型二錯誤不會減少（有可能不變
或增加）。
學習假說則主張，審計失敗的經驗會向審計人員發出新訊息，使他們的信念產
生變化，從而影響後續的行動 (Lennox and Li, 2014)。例如，審計失敗發生後，會計
師事務所可能重新檢視並下調對所內人員專業能力與誠信的評分，或認為現行品質

管制流程的可靠度不足。其後，會計師事務所採取因應措施，給予人員更多培訓，
或引入優質的品質管制程序，因而改善審計品質。若審計人員從單一審計失敗案件
認知自己的審計品質存在系統性問題，預期審計人員將改善後續的審計品質，以避
免未來再被告。前人的證據顯示發生審計失敗的審計人員後續改善審計品質 (Chang
et al., 2016; Lennox and Li, 2014)。在本文情境，根據學習假說，發生審計訴訟的會
計師從錯誤中學習，從而改善審計品質，將更能正確評估客戶的繼續經營能力，預
期被告會計師未來的 GCO 型一或型二錯誤下降。
最後，較高的訴訟風險亦可能增加審計人員的保守主義 (Thoman, 1996; DeFond
and Subramanyam, 1998; Francis and Krishnan, 1999)。前人文獻指出會計不法涉及權

益高估時，審計人員較可能被告 (Lennox and Li, 2020)，或是出具 GCO 能減低賠償
的金額 (Carcello and Palmrose, 1994; Kaplan and Williams, 2013)。這些證據指出保守
主義可限制訴訟風險。Kadous (2000) 發現單是高品質審計尚不足以阻止審計人員在
企業失敗案例中被告，因此保守假說預期被告的審計人員可能採取更保守的行為以
降低未來再被告的可能，或是降低被告後的賠償金額。Schmidt (2009) 的證據顯示
被告的審計人員後續較嚴格限制客戶從事調增淨利的盈餘管理行為。在本文情境，
根據保守假說，審計訴訟事件誘使會計師在後續的審計案件中從事更保守的行為以

避免未來的訴訟，因而將增加 GCO 的出具，並預期被告會計師未來的 GCO 型二錯
誤下降，但 GCO 型一錯誤上升 (Geiger and Rama, 2006)。
綜上所述，三種理論假說與 GCO 錯誤變化的對應關係，詳如表 1。此外，這
三種理論假說之間無須是相互排斥的關係，有可能是同時存在的關係。由於實證研
究僅能偵測主宰因素的效果 (Liu and Elayan, 2015)，而上述三個理論假說何者具有
主宰效果，實屬實證問題，故本文不事先設定假說預期。根據表 1，本文發展五個

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