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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 Management Review Vol. 36 No. 1 Apr. 2026

在此制度特性下，本文可搜集到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個人以及證券團體訴訟之相關
資料。實證結果發現，被告會計師在被起訴前與後，皆較未被告會計師更可能對未
破產公司出具 GCO，且此 GCO 型一錯誤的可能性在審計訴訟前後之間並未有顯著
差異，顯見被告會計師仍呈現持續犯 GCO 型一錯誤的現象；惟此種 GCO 型一錯誤
的持續現象，在一審法院判決被告會計師勝訴後減緩。在 GCO 型二錯誤方面，本

文發現，在起訴前，被告會計師與未被告會計師對即將破產公司出具 GCO 的可能，
並無顯著差異；但在經歷審計訴訟後，則是被告會計師較未被告會計師更可能對即
將破產公司出具 GCO，且此 GCO 型二錯誤可能性的下降，已達統計顯著差異，顯
示審計訴訟顯著降低會計師犯 GCO 型二錯誤的可能。在訴訟特性的分析上，GCO
型二錯誤的改善主要是突顯在曾經歷訴訟事件客戶 (Litigated Event Clients) 破產的
被告會計師。
除了被告會計師「個人」外，本文也分析被告會計師「事務所」的 GCO 正確

性變化。實證結果發現被告會計師犯型一錯誤的現象，僅限於其自身，並未蔓延至
整個會計師事務所。然而，審計訴訟帶來的學習效果，卻並不僅侷限於被告會計師
本人，其任職的事務所藉由訴訟事件客戶的查核過失，改善品質管制制度，顯著降
低整體事務所的 GCO 型二錯誤。整體而言，蔓延假說的證據存在於犯 GCO 型一錯
誤的會計師，學習假說的證據則存在於犯 GCO 型二錯誤的會計師及其任職的會計
師事務所。
在審計學術研究上，本文具有下述數項貢獻。第一，Anantharaman et al. (2016)
與 Chy, Franco, and Su (2021) 呼籲未來研究應多探討法律環境與審計人員行為兩者
間關係，本文證據回應其呼籲。第二，避免訴訟是審計人員維繫審計品質的重要誘

因 (Khurana and Raman, 2004)；但訴訟制度是否能警惕行為過失人改善其審計品質，
卻少有實證證據；本文提供避免訴訟理論的實證證據。第三，美國係以會計師事務
所負法律責任，目前的審計訴訟文獻僅提供會計師事務所或分所層次的證據 (Lennox
and Li, 2014; Schmidt, 2009)。相對地，依臺灣會計師法，係由查核報告上簽名的會
計師承擔法律責任；因此本研究結果將證據延伸至合夥會計師 (Audit Partner) 層次。
第四，在審計訴訟與 GCO 的研究上，Anantharaman et al. (2016) 僅觀察 GCO，無法
釐清審計人員是以提高審計品質或是增加審計保守性以因應訴訟風險。本研究利用

客戶破產與否，能客觀辨認審計人員犯 GCO 型一與型二錯誤之情境，從而較能釐
清學習假說與保守假說，究竟何者成立；本文證據並不支持保守假說。第五，在探
討會計師個人審計失敗影響的文獻中，前人文獻探討的個人審計失敗事件計有財報
重編 (Li et al., 2017)、GCO 錯誤 (Knechel et al., 2015)、與懲戒（洪玉舜與顏信輝，
2011；Chang, Chen, Chou, and Ko, 2016），本文則將個人審計失敗定義為審計訴訟，
增添會計師個人審計失敗影響的文獻。最後，審計工作是由查核團隊執行，DeF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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