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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Political Activism Matter for Firm Innovation Capability?

舉 k 屆捐獻政治獻金予立法委員候選人之金額加總後，除以營利事業捐贈政治獻金
予立法委員選舉上限四百萬之比率進行衡量。其次，本研究進一步考量資訊電子產
業公司與非資訊電子產業公司在政治行動主義上可能有所不同，故設立「是否為資
訊電子業 (IND )」之虛擬變數，定義當企業 i 在 t 年屬於資訊電子產業為 1，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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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0，以檢視資訊電子業所屬公司在政治行動主義與創新能力間之作用。

在控制變數方面，本研究參考過去 Ovtchinnikov et al. (2020) 及 Kim (2018) 探
討影響企業創新能力之相關文獻進行設定。其中，由於較老的企業會具備學習效果
及資源，故會較年輕的企業更具效率並進行創新 (Tripsas and Gavetti, 2000)，但相
反的亦有學者認為年紀較輕的公司會有較多的專利 (Shefer and Frenkel, 2005)，故
「公司設立年數 (AGE )」會影響公司的創新能力。Acs and Audretsch (1988) 表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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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研發通常需要大量的投入資金，公司規模大小會影響投資研發範疇與研究發展支
出 (Cohen and Klepper, 1996)，故「公司規模 (SIZE )」越大，企業的研究發展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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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較高，並影響企業創新能力（黃政仁與詹佳樺，2013）。研發活動則可視為是
創新活動的催化劑，故企業的「研究發展費用 (RD )」支出水準與創新能力會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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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Acs and Audretsch, 1988)。其次，「資產報酬率 (ROA )」屬於公司在其資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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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運用下的獲利能力，為企業分配資源而產生競爭力之最直接成果展現 (Hull and
Rothenberg, 2008)。當資本有限時，創新投資與固定資產投資較能夠強化公司的競
爭力，且創新並不一定會伴隨固定資產而增加 (Oerlemans and Meeus, 2005)，故「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 (PPE )」與企業創新能力呈負向關係。依據 Nagaoka (2007)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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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槓桿比率 (LEV )」可以反映公司是否能充分善用財務槓桿及企業財務結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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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寙，可能影響創新活動的進行。再者，Piergiovanni and Santarelli (2013) 指出「資

本支出 (CAPEX )」為創新過程中的力量和決定因素，資本支出可視為公司長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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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投入，用以反映公司未來競爭力，而對於創新能力具有一定作用（鍾宇軒與王
嘉汝，2020）。「Tobin’s Q 值 (TQ )」則用於捕捉企業價值，且會影響企業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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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 (Rahko, 2014)。此外，公司面對的競爭環境程度愈高，將誘發創新動機，尤其
是當產業集中度較高時，即代表產業競爭力較低，較可能發生壟斷現象，故本研究
透過賀式指數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作為「產業集中度 (HHI )」之衡量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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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re, Schneiderb, and Žaldokasc, 2013)。上述相關變數，下標 i、k 與 t 分別代表 i

公司於第 k 屆選舉之第 t 年的資料，為使後續內文較為精簡，相關變數除有必要說
明，將省略下標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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